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信念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独立精神（周有光语）； 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行为，自由达观（宗白华语）。 李大钊论经济权 在五四运动的闯将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人民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物质和精神》的短文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同时他在《大联合》与《生活神圣》两文中支持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所做的斗争。他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连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174—176页）李大钊不仅关注教师学生的经济（生存）权，而且关注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他在1919年3月写了一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他访问的结果，其中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千。……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注：每月工资六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圆，人力车夫月得八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十六圆，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790页） “独立进款”的理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 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 （１）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２）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 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 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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