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南下，转到厦门、广州、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1928年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将北京改称“北平”；进步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 1937年７月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出版社、研究所、剧团、制片厂，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这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 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导致的腐化堕落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人民意愿、反对独裁暴行的强大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 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 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 我注意到，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就是《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据《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６０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版）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而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一） 教研收入，包括讲课、学术研究和在学校任职的薪金； （二） 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 （三） 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海棠书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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