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物质刺激招徕的学生，大多是下层贫苦子弟，其中为谋衣食而来者不少，素质较差，以致有人讽刺洋务学堂是“济贫之院”。李鸿章也承认，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之始：“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引自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载《适可斋记言》卷三。）以这样粗浅的文化基础，新生在3至5年内，要学会外国语、数学及各项专门技术知识，还要兼习中文，课业负担很重。加以学堂的管理缺乏经验，学生良莠不齐。虽如此，仍培养出一些人材，如后来创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是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周树人及二弟周作人曾分别于1898年和1901年进入江南水师学堂。 同文馆的师资薪水 按照原规划，同文馆的“教习”（师资），创建之初暂聘外国人担任，逐渐由本国人代替。后因课程扩充，大部分学科又无中国人能够讲授，只好继续聘请外籍教习，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而中国教习的出路还是担任行政官职（知县等），所谓“仕途”。据《清会典》第一百卷记载：凡教习有延订者、选举者、考充者。总教习及洋教习，就各国儒士中延访；其通洋学之汉教习，由各直省选举。其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三人。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视各馆学生多寡为定。学生有由沪粤同文馆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监送馆者，准其咨送顺天乡试。总教习、洋教习则优其薪俸；汉教习则视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请优叙焉。教习满二年者，无论举贡，皆奏请以知县用。又二年，则奏请分省，遇缺即补，并加衔。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年俸 12000 两。而洋人教习的月薪每月几百或几十两不等，明显高于中国教习很多倍。华人中文教习每月仅给薪水12两银子，合每年144两。 同治八年（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教务长）直到1894年，教龄（职龄）长达2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后，丁韪良又担任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丁氏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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